北京：“臭氧8小时”今成首要污染物

牛凯：《完善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几点思考》，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即：是否出于应对诉讼量激增的需要或者是否出于解决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的需要。根据检察政策的目标导向、渊源不同，可以将检察政策分为以下四类：（一）将执政党有关司法工作的政策转化为检察政策执政党的政策为司法工作提供了宏观的、全面的政策保障。

2003 年 10 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发生的胶水案件的处理就是检察政策实现司法特殊正义与一般正义相结合的示例。受区域主政者的观念、能力等因素制约，有时区域建设的目的、内容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要求会有差距，甚至相悖，区域建设与国家工作大局不是自然等同和可以替代的关系。如果信息费用过于高昂，决策者就会采取简化决策模式，诉诸一些简捷便利的维度，一些粗略的代表标记（proxy），对信息问题进行简化。[7]秦前红、黄明涛：《试论司法权的能动性——金融危机中的司法权论辩》［J］，《海峡法学》2010 年第 2 期。海关则认为这是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罪立案查处。

实证研究表明，检察政策所规定的内容并没有在实质上突破宪法秩序下人民检察院的定位，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中国检察机关所独有的功能与作用。《知识管理框架》国家标准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是：企业组织行为主体针对内外部战略核心资源——知识资源客体，展开一系列的有关知识资源获取及价值挖掘应用的行为及活动（知识鉴别、创造、获取、存储、共享、使用），以有效推进组织内知识资源的积累、创新与增值，并进而推进企业与组织整体战略发展目标的可持续达成。正当程序是一种高级法.在有的国家，当法定程序严重偏离正当性时，有权机关可以用正当性即社会所公认的程序价值去否认其适用效力。

基于对行政程序进行正当性司法审查的可得性，法院有必要以此作为切入点，强化司法审查职能，进一步明确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相关原则和标准，改进相关的制度，科学把握司法审查限度和强度，确保行政主体保持必要灵活性和适度的裁量空间，防止程序裁量权的滥用。（一）程序正当性审查的原则从程序正当性内涵的演变历史看，正当程序观念最早来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正义原则。4.对程序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易于对实体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本文认为，在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下，基于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法院应当坚持的审查原则主要有：1.程序公正原则。

（4）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形成过程中存在程序滥用或规定本身有程序滥用问题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法院可通过行使对规范性文件的选择适用权拒绝予以适用。[5]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其中情形之一为滥用职权的;该条第（四）项规定了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本文认为，滥用职权、显失公正均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与本文所指的合法性并不一致，可归结为行政行为缺乏正当性的表现情形。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有两个宪法规范可以为行政程序正当性提供支持。如前所述，正当性本身具有独立价值，应当成为与合法性并行的审查标准，无论对实体行为或程序行为而言，皆是如此。任何法律体系包括法律程序都存在漏洞，填补漏洞需要正当性价值作指引。法院在进行审查时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实施的行政程序是否明显与行政目的相悖。

在不能进行法的安定性判断的情况下，用合目的性和合伦理性进行效力判断。2.自由裁量权不仅应当而且可以规范。《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同时也给正当性审查预留了空间。由于中国在程序正当性方面缺乏司法审查实践，因此，紧密结合本国国情，积极借鉴吸收国外经验，不断完善相应的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对于完善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9]有学者统计，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2008年底公布的80多个行政典型案中，至少有11个与违反法定程序的审查标准有关，其中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等4案涉及法院运用正当程序理论，有的直接在判决中使用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基于正当程序原理等用语，因此得出在没有‘法定程序情形时，可引入正当程序之理论辅助判断的结论（参见章剑生：《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1985-2008）为例》，《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4）正当性是弥补合法性不足的重要依据。

最低限度的公正程序是随着司法审查不断纵深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把那些最要害的、最值得保护的、最值得法定化的、最不能容忍程序主体破坏和践踏的正义价值相对固定下来，实现对行政过程的有效调整。例如，在紧急避险以及其他紧急状态下，有权限的行政主体未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作出行政行为，按照法的安定性逻辑基准的判断，不应承认其效力，但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法的安定性原则实属别无选择，并且如果不这样做会使公益遭受更大的损失，合目的性基准在这个时候应发挥矫正性作用，维护该行政程序和行为的效力。

传统的行政法理论过分突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专业性、特殊性或技术性，并以此为由排除司法审查。多年来，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是学术界、实务界时常讨论的共同话题，是中外研究者相互交流借鉴的重要理论载体。这种互补性体现在：（1）合法性应当以正当性为基础。即使暂缓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也可以有效促进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促使行政程序法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从而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利害衡量规则适用于排除明显重大或明显轻微瑕疵以外的领域，它通过对复杂情势和多种需要同时考虑的因素进行权衡分析，作出效益最大化的选择。[32]参见孔祥俊：《论法官在法律规范冲突中的选择适用权》，《法律适用》2004年第4期。

法院只有充分认识到上述局限性，才能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作出判断，增强裁判的公正性、可接受性。重视形成这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一定的正当性只有在多数人认可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公意，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四是改进裁判文书制作和案件监督评查工作。[26]违反法的安定性、行政目的、正义或伦理规则的，都构成瑕疵。

[16]此处的外部监督是狭义的外部监督。[12]参见许乐：《论行政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30期。

四是在参与过程中要保障参与者能够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在中国内地，违反法定程序本身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定判断标准之一，法律同时将滥用职权、显失公正作为法院判决的理由。三是全面考量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本原则和判断标准。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在时空维度中所展现出的样态，无论行政行为以何种方式表现，这种规则、要素连同行政行为本身都可以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故行政程序是司法审查的内容之一。

该原则是指公务员在欲达成行政目的时，可以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行为的时机与方法，此为行政机关可享有的裁量之许可权.[21]法院对于行政机关以行政便宜原则为免责事由的程序方面的不作为，需综合考量的因素有：危险的迫近、预见可能性、规避可能性和相关人的期待等。西方国家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经历了从重实体到实体与程序并重的逐步强化过程，而中国在这方面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实践操作都相对滞后，这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突出规制行政程序自由裁量权的主题，正确界定滥用职权、程序正当性等概念和范畴，在立法上、司法上作出实质改进。

要防止滥用职权的发生和纠正滥用职权行为，以正当性或合理性作为判断标准实属必要。在裁决方式上，法院要特别注意不能用司法程序来取代行政程序，必须给予行政机关适度的程序裁量空间。

[24] 参见江必新：《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法院对程序进行正当性审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对于一般性程序不合理问题，法院不应随意改变或撤销行政决定，只有在构成程序滥用时，才可以判决行政行为违法或将其撤销。[17]参见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66.[18]比如WTO秘书处在解释TRIPS协定时指出，所有的执法程序都必须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索必成、胡盈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10]本文认为，滥用职权主要指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它不仅包括实体裁量权滥用，也包括程序裁量权滥用即程序滥用。有学者认为，滥用职权判案比较少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滥用职权涉案少，而是法院审查标准转移率高的缘故。

这一原则意味着某种天然的是非观,经过法院的判例解释形成两项基本内容，即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裁决者和人们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17]上述规则经由司法程序移植到行政程序中，至今在英国法院和行政裁判所得以普遍遵循，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无偏袒的听证，尤其当对一个人作出不利决定时，要充分听取其意见。[9]通过此种路径，不仅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而且可以不断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

二是行政程序运作状态是否明显违反了程序法则的基本规则和基本原则。[3]（3）正当性是检验、衡量法定程序的重要标志。

第四，在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冲突时发挥作用。内部路径的优势表现为对专业知识的占有、行政经验、对政策问题更好地把握和理解等。